研究者們分析了耐克供應鏈的精益生產管理推廣。自2008年起，耐克公司在其服裝供應鏈上推廣精益生產，包括了為供應商的管理層提供精益生產的培訓，鼓勵他們采用這些管理實踐，并設立一套精益標準來檢驗生產線是否符合精益生產的要求。這一生產系統的采用需要供應商在生產組織、工人參與和管理制度等領域進行重大改革。截至2015年11月，耐克已經與40個國家的396家服裝廠簽訂了合同，雇用了37萬多名工人。這些工廠基本上都是與耐克一直有長期采購關系的大工廠。

    一、精益生產提高社會績效

    通過精益生產建立高度參與的工作體系。精益生產涵蓋了高度參與的工作體系的多種要素。在這種體系中，與傳統大規模生產的常規任務相比，工人被賦予了新的重要責任。在耐克的系統中，工人接受了現場品質檢查的有關培訓，并可以向主管和同事直接傳達產品問題。他們可以在發現重大品質問題后立刻停止生產，并肩負著根據要求清潔和安排工作的責任。這種高度參與的工作要求企業加強激勵措施，以激勵員工的自主決策和勞動付出，并需要加大對工人的培訓。而這些投入均會提高工人離職的成本。因此，為了留住和激勵熟練工人，企業管理者可能有動力來改善諸如工資和福利等就業條件。

    通過精益生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精益生產強調生產流程和運營能力的提高。在耐克的系統中，生產線必須滿足一套精益標準，例如記錄和追蹤安全、品質、交付和成本的相關指標，實施標準化工作等。這種與精益相關的現代管理制度，為糾正管理流程中存在的潛在缺陷提供了工具，進而可以降低工作中違規行為的邊際成本，促進合規行為的產生。因此，企業可能會在與技術合規相關的領域，如危險材料的產生和處理、緊急出口的設置等方面得到改善，進而改善諸如員工健康和安全等就業條件。

    二、數據和分析方法

    作者們使用了2009-2013年，耐克服裝供應鏈上遍布在11個發展中國家的300多家工廠的面板數據。盡管在2009年初沒有一家工廠采用精益生產，但截至2013年末，大約有20%的工廠實施了精益生產。

    社會績效包括了兩個指標：一個是健康、安全和環境標準；另一個是勞工標準。這些數據由審計人員提供。他們在檢查了工廠建筑條件，與工人和管理人員進行了面談，并審查了法律文檔、時間表和工資記錄等后，基于四個刻度，對工廠是否符合相關標準進行評分。其中A或B表示該工廠沒有嚴重違反標準，C或D表示該工廠存在嚴重的系統故障，且沒有做出相應的改進。為了控制可能影響結果的不可觀測的變量及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偏差，作者們使用了雙重差分估計法，并建立了縱向模型，而非橫斷面的研究，來探索樣本工廠內部采用精益生產前后的勞工標準以及健康、安全和環境標準的變化。

    三、研究發現

    1、勞動關系變化的影響

    作者們發現，通過建立高度參與的工作體系，精益生產的社會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工標準的改善上。精益生產的采用使得勞工標準的違規可能性降低了15%。為了驗證這個結果的穩健性，作者們還嘗試了其他的解釋因素，例如在模型中加入了各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同趨勢、耐克逐漸強化的監控和執行力度以及那些采納了精益生產的廠家在采納前所顯現的趨勢等因素后，發現上述結果依然成立。作者們進一步發現，在精益生產的多項管理措施中，與員工薪酬和工作時間有關的管理實踐可以有效預測供應商在勞工標準上是否違規，例如精確的工資制度、每工作七天休息一天、提供法定福利、記錄工作小時數、工作時間不超過最高限定等管理實踐。

    但是，研究結果并沒有發現精益生產可以提高健康、安全和環境標準。這表明精益生產的社會影響取決于對社會規范的標準選擇。還有一種可能原因是健康、安全和環境的合規需要對工廠進行結構改造，如建造新的消防通道、更換電線或購買去污設備等。與招聘工人、改善薪酬和調整工作時間等措施相比，這些措施的成本可能更高，產生影響也需要更長的時間。

    2、國家的影響

    那么，在不同國家，精益生產是否都可以改善勞工標準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們發現，在印度、馬來西亞和泰國，精益生產能提高至少半個等級的勞工標準。在越南，這種影響盡管沒有那么大，但在統計上也是顯著的。然而，在中國、斯里蘭卡，以及占樣本不到5%的剩余國家中，精益生產并沒有改善勞工標準。

    作者們針對中國的結果提出了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是中國的精益生產的強度較低，有可能尚未達到足以對社會績效產生影響的那個比例值。中國16家采納了精益生產的廠家中，有6家的精益生產線還不足33%。相比之下，其他國家采納了精益生產的廠家中，泰國所有的12個廠家，馬來西亞10個廠家中的9家，印度所有的3個廠家，均擁有超過33%的精益生產線。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工廠的一些特征阻礙了高度參與的工作體系的建立，如缺乏員工建言和信任機制等。

    3、精益生產對社會績效影響的限定條件

    跨國公司在學習耐克的最佳實踐時，也應該認識到精益生產對勞工標準的改善是有一定的適用條件的。例如，這種影響可能在大型買家中比較明顯，因為他們擁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支持培訓項目，而且他們的訂單規模也更容易說服供應商投資于新的管理制度。精益生產對社會績效的影響也更適用于那些與跨國公司有著長期的業務關系、對買家會兌現持續采購的承諾持有高度信任態度的供應商。

    本文的研究表明，作為跨國公司管理全球供應鏈的一種手段，精益生產不僅可以培養和提高供應商的生產和管理能力，還可以對他們的社會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當跨國公司尋求可以有效提高供應商的社會績效的管理措施時，應該跳出傳統的以審計和外部制裁威脅為核心的合規政策模式，更富創新性地發掘新的管理手段。

    同時，不同于傳統的合規政策，精益生產為全球供應鏈創造“共享價值”提供了特殊的機會，在其中，買家和供應商都有動力去培育和維護新的管理制度，并能從中獲得生產和社會效益。因此，精益生產代表了一種不僅可以在新興市場上改善供應商的工作條件，還可以實現自我強化的制度變革形式。